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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

时间:2019-10-10 16:43:51  来源: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编辑:张淼  作者:王前  点击: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优美激昂的旋律,真诚赤热的表白,每当我闲暇时,哼唱起这首歌曲,就会唤起那段异国求学的难忘记忆。

1988年7月我硕士研究生毕业时,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兴起了一股外语热、出国潮。攀登世界科学技术的高峰,是那一代年青人的崇高理想;获得去国外知名大学深造的机会,是许多年轻学子梦寐以求的渴望。得益于师从钟世镇院士(当时尚为教授),创建“全军医用生物力学实验室”的科研能力;得益于担任学校英语俱乐部负责人,接待英国著名学者、我校客座教授Thomas Stapleton博士时与其建立的友谊,以及他的大力帮助;得益于第一军医大学吴晓恒副校长、赵云宏校长爱才开明的心胸;我一路绿灯地办理好因公出国进修学习的手续,以Visiting Scholar的身份踏上了赴英国牛津大学骨科系学习的征途。据说,当时在第一军医大学,除了骆抗先教授、赵克森教授、金丽娟教授等老师有过这种难得的机会外,我是第一位公派出国的年轻学者,确切点讲是个没有任何职称的硕士毕业生。这个公派前面还有个小定语,全称叫自费公派——因为没有获得国家公派的经费资助,所有费用都是由牛津大学骨科系和T.Stapleton教授提供的。能够证明我公派身份的,除了一本经国防部批准去北京外交部办理的因公护照,再就是回国后学校补发的800元因公出国服装费(当时的800元已经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离开家,才会想家,远离祖国,才会体会一个游子思念祖国的心情。

八十年代的英国和中国反差是巨大的,摩天大楼(Skyscraper)、超市(Supermarket)、高速公路(Highway)这些以前只在英语读本里接触到的名词,活生生地展现在自己的面前。我感慨超市货架商品琳琅满目,牛奶比矿泉水还便宜;新奇富人选择住在乡下,而不居住在市中心的高楼大厦中。不过,短暂的新奇与感慨很快就被繁重的工作、忙碌的生活和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所覆盖。

牛津大学骨科系同时也是一所世界著名的骨科医院(Nuffield Orthopaedic Centre)。我师从Mr.John Kenwright,是一位Consultant Surgeon,他在骨折外固定治疗和截骨延长矫形领域颇为知名。正是看了我的硕士毕业论文《弹性加压外固定治疗兔胫骨折的生物力学研究》,他才同意接收我去做实验研究的。在英国,一个系里只有一名教授,下面压着一大帮Reader和Lecturer,而且外科医生以Mr而非Dr称谓。大约7-8年后,我再次赴英时,Mr.Kenwright已晋升为Professor of Nuffield Orthopaedic Centre, UniversityofOxford.

牛津大学骨科工程中心(Oxford Orthopaedic Engineering Centre, OOEC)就设置在骨科医院内,这也是我主要工作和学习的地方。初来英国,我计划继续通过动物实验来研究力学环境对骨折愈合过程的影响,所以一到牛津,就向英国政府部门申请动物实验执照。不巧的是,就在1988年,动物保护主义者在世界各地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英国利物浦一个研究所内的动物中心,甚至被人在放走动物之后一把火点燃了。我的动物实验执照迟迟发不下来,而访学的时间又仅仅一年,当时心情的焦灼使得我寝食难安。“压力和困难最能激发一个人的斗志和创造力”,经过短期的调研和文献查询,我决定改变访学计划,重新设计课题方向,发挥自己的解剖学技能和生物力学实验特长,开展有关自体腓骨移植对下肢负重及踝关节稳定性的生物力学研究。

要完成这个课题,第一个困难是获得一定数量的尸体下肢标本。尸体标本需联系牛津大学解剖系,还要完备各种手续:就拿运输为例,从解剖学标本室到骨科医院的实验室,约5英里路程,要租用殡仪馆的专车;凭借一人之力,以蚂蚁搬家的方式,一次又一次地进行20多个尸体下肢标本的收集、获取、运输,可以想象当时的艰辛与孤独。其次,要在OOEC中建立一个小型解剖室。在此之前,工程中心的人是不解剖尸体标本的,多为模拟测算,或动物实验,最多也是用复合材料假肢具来做力学实验。当他们看到一个个真实的尸体下肢时表现出的惊恐,也让疲惫无助的我略感到些许的自豪,同事们把实验室里这些标本统称为Qian's legs。第三个困难则是实验辅助器材的准备工作,虽然有了这些下肢标本,有了Instron材料试验机,但还需要制作下肢固定器具,需要骨水泥、骨螺钉,需要电阻应变仪和电阻应变片等等。第四个困难是时间的安排和机器的使用。工程中心只有一台Instron材料试验机,我所测试的又是人体标本,只能协调大家的时间并征得同事的同意;而影响时间安排的最大硬伤,是我没有钱租住在医院附近,住址High Wycome是距离牛津几十英里的一个镇子,每天乘巴士需要1-2个小时。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每当夜深人静独自一人忙碌做实验的时候,每当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自己的房间时,都会情不自禁地想到国内的亲人和朋友,想到国内的学习和生活,想到第一军医大学的校园,想到广州,想到中国……

还记得,抵达英国不久就是那一年的“十·一”,Thomas Stapleton教授专门开车带我和来自第四军医大学的两位老师一起,来到伦敦的中国大使馆。看到使馆门上悬挂的五星红旗,一种回家的感觉油然而生。11月份我的生日那天,Thomas Stapleton教授还特意在晚餐的面包上插了一面小小的五星红旗以示庆贺。没有蛋糕,没有家人,但他老人家特意准备的一面中国国旗,使一个在外求学的年轻学子感受到了亲情和友谊,感受到了家的温暖。至今,我也不知道他当时是怎样得到这面五星红旗的。

工作学习既紧张忙碌而又是规律平静的,但国际风云和国内的形势则波涛汹涌、千变万化。1989年3月初,我国西藏自治区拉萨发生了极少数分裂主义分子打砸抢引发的骚乱。有关境外媒体的报道误导了英国民众对西藏历史现实问题的理解,不停地会有同事向我询问西藏独立的问题。每当这种时候,我就会从中国唐朝时期中原与吐蕃的交流,元朝时期西藏正式纳入中央政府直接管辖,清朝时期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及其在西藏的政治宗教地位,须经中央政府册封等历史讲起,讲到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随后进行的西藏民主改革,以及1965年西藏自治区的成立——告诉他们中国的历史沿革与世界史、欧洲史包括英国史一样,波澜壮阔、源远流长,英国的全称不也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吗?而大不列颠又由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组成,这些都是由各国社会历史发展形成的客观事实。为此,许多同事或多或少地理解了当时的实际情况,也帮助一部分人从另一个角度了解到更多中国政府和社会的信息,增进了沟通和思考。

朋友仍归是朋友,但祖国永在我心中。在当时的国际大背景下,国内并没有随着拉萨骚乱的平息而平静下来,5-6月份先是在北京,后在上海、广州等多个地方都发生了严重影响社会治安,扰乱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恶性事件。那个时候国际电话极贵,传真又极为不便,通讯主要依靠书信。一封航空挂号信一个来回,少则半个月,多则20多天就过去了。国内信息的闭塞和不对称,使许多在海外留学的人员感到迷茫和无助,其中不少人选择了推迟归国滞留海外。有幸资助我的Thomas Stapleton教授是一个对中国政府和人民满怀友好情谊的正义之士;有幸在我的成长过程和学习阶段,接受的都是爱国主义教育;有幸依靠英国同事的帮助和自己的努力,在较短的时间里就完成了课题的主要部分;有幸在整个出国期间一直与导师钟世镇教授和大学保持着通畅的联系,随时就学习中和生活上的各种问题或困惑向他汇报讨教——就是在这个人生的关键时候,钟老师谆谆教诲我“回来吧,全军医用生物力学重点实验室的建设需要你,《中国临床解剖学杂志》将要开辟的‘生物力学’专栏和杂志英文编辑工作需要你”;时任第一军医大学副校长的吴晓恒教授也通过钟老师寄来了两张刚刚封顶的学校科研大楼照片,并捎话“回来吧,学校将在16层的科研大楼里给出一层,建设医用生物力学实验室,学校青年人才库已经开建,你是第一批后备入库的青年人才人选。”还记得当时我的课题研究成果已投稿著名骨科杂志《Clinical Orthopaedics and Related Research》,同时还投给了将在美国俄亥俄州Cleveland召开的第十三届国际霍夫曼外固定会议(The 13th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Hoffman’s External Fixator),并且被选在大会发言。我在给大学的信中曾问到可否从英国前往美国开会?第一军医大学校办当时请示校领导后回复“原则上不允许到第三国,最好不要去开会。”祖国就是方向,指示就是纪律,召唤就是命令。1989年7月,带着对牛津大学和英国朋友的感激,带着对祖国和母校的向往,我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转眼已过去三十年。三十年沧桑巨变,祖国已经强大;三十年拼搏奋斗,事业初显成就;三十年初心未改,我和我的祖国。回想起三十年前第一次的出国求学经历,《我和我的祖国》这首歌又从我心底涌出:“我的祖国和我,像海和浪花一朵,浪是海的赤子,海是浪的依托。”是的,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国籍。谁不爱自己的母亲,谁不爱自己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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